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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州訟事“廉訟”中的縝密明斷

來源:中國普法網 發布時間:2020-01-20 16:30 字體:

(一)

  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間,福建將樂縣舉人廖騰煃任徽州休寧縣知縣。康熙《徽州府志》卷五《秩官志下·名宦·廖騰煃傳》中褒贊了廖騰煃在休寧秉公主政、整肅風氣、治理有方,使得尚氣好訟休寧城鄉“勸化草竊,革面為良”蔚然成風。

  廖騰煃赴休寧縣上任伊始,休寧“健訟”成風,廖騰煃在其《海陽記略》之《招徠示》一文中記載:“只緣風俗尚氣喜訟,訟必求勝,小事頃成大事,張家故摒李家。前此之蒞斯土,利為金穴,任意乾沒。兩造之下,只視錢之多少,不分理之長短。鍛煉深文,高下其手,受其害者,憤氣填膺,無從控訴,坐此之故,弱善之民,不能安居,多借商賈遷居四方。”這種“健訟”之風,造成休寧縣由富饒之地變成需要“廣招徠”來填補因訟事泛濫導致庶民流離失所而人口驟減的空缺。

  面對休寧縣訴訟風氣日甚,廖騰煃在蒞任休寧知縣兩年后深感不安,檢視苛求諸己,認為沒能實現“化民無訟”,是自己“德行淺薄”原因所致。于是,廖騰煃從“小民因訟破家,而奸胥訟棍反借生涯”整肅入手,嚴格差役,減少民眾訴累,制定了告理詞訟的“條規”予以規范,同時嚴格拘傳,建立民間自理詞訟案件原告自拘制度,“凡有提審,具發自拘牌。三拘不到,然后發差。差提一到,即行審結,并不許有買賄賂放之弊”(《海陽略記》之《告詞條規示》)。對民間田土、戶婚、錢債等詞訟案件,一般不輕易下差提拘。將告人自拘與差官提審相結合,防止差役辦案中魚肉百姓。無論推官還是里甲審案要求縝密明斷。

  為實現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理想,廖騰煃身先士卒,以自身清廉來約束胥役和親朋好友假公濟私行為,以“新政精明,人歌來暮”要求治理縣邑。在任期間,他頒布“嚴禁請托示”來確保“廉訟”——

  爾民毋信奸徒招搖,希圖請托。如理直,即雖不請托,本縣斷不敢昧心背理。如理曲,即縱揮金求情,勢豪挾制,本縣斷不枉法殉情,以傷天理,以喪良心。是非自有公道,兩造何用蟲緣。近聞有等奸胥地棍,揣知本縣審理,是非曲直,一歸于理。裝成圈套,撥弄愚民。或言為爾公稟,或言為爾求情。究竟審斷之下,官司之勝負,悉準于理之是非。……雖休邑健訟,向來積習,有理無理,俱以金錢為妥。殊不知,此等喪心狗行之為。前官虐政,所得之財,究歸何出。暮夜而來,聲名敗喪。卒至動用官幣,貽害子孫。前車之鑒,報應活現。本縣矢志凜凜,爾民當以共鑒,何用癡迷聽人撞歲。況自己不受人財,而徒為人說清,至今天理良心二者俱昧。本縣斷不致愚昧于此。

  這篇“嚴禁請托示”昭示出廖騰煃正直不阿、秉公斷案的品行。他告誡推官理訟唯有“天理良心”,而“聽斷之間,未嘗不留心平允。其中稍有疑心,不敢懸斷者,務必一鞠再鞠、細心訪察,必得其直”。這不僅是廖騰煃為官之品,更是其斷案固守原則。

  (二)

  從廖騰煃任休寧知縣期間撰寫的《海陽記略》所收集其經辦的十八起案件的“看語”中,不難發現廖騰煃理訟縝密明斷秉性。

  康熙三十年農歷三月二十六日,休寧漲山鋪發生了一起命案。“搠死他人”案犯陶喜系當地“鋪兵而耕農者”,其供稱:是夜三更,因犬吠警覺,聞得挖墻聲,恐有窺竊新賣耕牛者。陶喜“遂持防虎刀,潛身牛欄旁邊防獲。暗中往外,有人形影,將刀搠去。因大喊有賊,鄰眾齊起,同見欄邊血跡,同跟尋到井邊,見死尸離身射許……皆不知其為誰”。

  當地保甲魯據和案發地左鄰右舍均證實陶喜所敘述案情。這起無頭命案層報徽州府后,憲臺認為案件表述前后不一,可能存有謬誤,對誤傷致死還是仇殺等產生懷疑。

  于是,廖騰煃奉府命重新勘審。他不辭勞累“單騎帶同吏仵,親臨相驗”,又不厭其煩重新勘驗死者尸體,查明傷情,判定死者系生前被“搠刀身死”,并將重新勘驗結果與仵作證言付卷留存。重新核對陶喜供詞,將陶喜供詞與鄰保證言相印證,“保鄰眾口,供吐如初。與陶喜供詞,合之原報,各呈無異”。由此斷定陶喜并非仇殺,而只是誤傷致死。

  在查驗死者身份中,鑒于死者無同伙又無尸親認領,死者又系深更半夜潛入陶喜家中。符合“乘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殺死”的律條,由此斷定死者屬于“惡已貫盈”,是“天特假手陶喜,以除民害”。終了,廖騰煃建議府憲不再對此案復議,維護此案審斷正確性。同時,建議由陶喜“以備棺盛殮”死者,體恤仁義慈愛厚德之心。此案審斷,清內閣學士、禮部侍郎汪灝由衷評價:“泰山可動,鐵案難移,請以況此。”

  無獨有偶。廖騰煃在審理一起真偽難辨的冒占墳山官司中層層推理,細心查訪,最終作出公正了斷。

  崇禎十年村民汪新之父買下村民程金留、程東山地名為“平阜嶼”山地,魚鱗冊編號為“乙字三千七百三十號”,地界四至“甚明”并作為祖塋地使用“歷有年矣”。不久,村民孫君宜買下村民姚而成編號為三千七百三十二號低田,“越占”汪新坡地。汪新告發后,孫君宜謊稱購買穴位系歙縣程姓厝棺之地,但廖騰煃實地調查后證實程姓厝棺并未遷移。孫君宜則改口說這位姚姓墳地也是三千七百三十號,與汪新地相同。但廖騰煃經縝密審理,根據魚鱗圖,姚姓既無分毫僉業,又無憑據出驗,可以斷定系姚姓以三十二號田冒名三十號賣主之實。經過實地勘查,確認汪新之父購之地四至情況。后又查清其他事實,廖騰煃由此認為汪新之父購地三十號屬實,孫君宜之所以此案糾纏不休,屢屢上告乃其“誑詞聳控”所致。于是,裁定孫君宜先受杖責,再起棺遷移。廖騰煃在此案中層層推理,分析縝密,有理有據,公正了斷,廣受贊譽。賢士儲欣贊其“心細如發,案定如山。自可令物無遁形,民稱不枉”。

  其實,像廖騰煃這樣清廉公道、審慎明斷的廉吏,明清時期徽州大有人在。安徽省歙縣鄭村鎮至今流傳鄭氏一門三代鄭令君、鄭千齡、鄭玉清廉品高的佳話。鄭令君三子鄭千齡,曾任淳安、祁門縣尉和休寧縣令,因治理有方,清正廉明,逝世時僅遺舊被破靴,依靠親朋借款才得以收殮,故里百姓無不感動稱贊其為“貞白先生”,并將原地名“善福里”改為“貞白里”,并自發捐貲建造歙縣鄭村“貞白里”牌坊,旌表鄭氏三代“以導民風”。

  (三)

  像廖騰煃這樣清正廉訟者有其深厚的文化思想淵源。被譽為東南鄒魯徽州,尚文重教、推崇理學,“十戶之村不廢誦讀”。在儒家理學思想文化熏陶下,不少發憤苦讀的徽州士子,耳濡目染地深受朱熹“君之所貴者,仁也”“見不義之財勿取,不合理之事勿從”等道德禮儀和“仁政”思想教化,崇尚仁義、勤廉為政的理念根深蒂固。步入仕途后,苦節自礪,甘于清貧。清康熙時黟縣人黃元治,任刑部郎中、知府期間,生活拮據,便常囑老仆種菜,被人稱為“青菜太守”。明代成化年間,徽州績溪人汪度在浙江上虞縣當縣令,勤勉清廉,奉公敬業,生活艱苦。上虞縣百姓有民謠稱汪度“知縣汪度,民之父母。身穿布衣,口食豆腐”,稱作“豆腐知縣”。

  良好家風家教為徽州廉訟文化營造良好氛圍。明代嘉靖間,歙縣豐南的吳一蓮之子讀書為仕,吳一蓮常教育兒子“清廉恬退自守”。其子到歸安任職時,吳一蓮告誡,歸安這個地方山多,富戶多,但賦稅苛雜,百姓負擔重,要關心庶民百姓。其子為官二十多年,吳一蓮很少住在官署。兒子的下屬有時來送禮,吳一蓮拒收說,我想要兒子當個清官,我難道不應該做清吏之父嗎?

  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幼時“極貧”,其母蔣氏攜三女租敗墻破屋以宅之,且不分日夜寒暑辛苦紡織,供養洪亮吉刻苦讀書。災荒之年,蔣氏和三個女兒以糠代糧,讓洪亮吉吃糧,洪亮吉不肯,母子相擁而泣。洪亮吉入朝為官后恪守著那種百折不撓、刻苦清廉精神品質。

  有著儒家思想和禮儀文化的族規家訓也促使廉訟文化傳承。宗族通過族規、族訓、祠規等等,對出仕為宦的士子有明確的獎懲舉措。徽州績溪龍井胡氏家譜中載明:入仕族子弟“在位而恪供乃職,始不負于朝廷,乃有光于宗祖”。休寧《茗州吳氏家典》中要求:“子孫有發達登仕籍者,須體祖宗培植之意,有以貪暴聞者,于譜上消除其名。”族中士子為清官,宗族將其與祖先一同奉祭;如有貪暴,祠堂將其除名。徽州婺源汪口俞氏宗族的《庭訓八則》就規定:出為仕宦的族中士子應“公而忘私,國而忘家”。徽州宗祠族譜中的這些族規、家訓,除了引導族人修德正已,提倡里人以孝事親,以誠待人,以信為本,忍讓處世,充分體現朱熹“正其義不謀其利,明其道不計其功”思想外,還發揮著循規蹈矩的規制和懲戒功能。

  這些出身貧寒的清官廉吏,特別重視潔身自好,注重道德操守和品行修養,這成為理訟中審慎斷案、公道清廉的內在動力。大思想家朱熹說道:“居身務期簡樸,救子要有義方。莫貪意外之財,莫飲過量之酒。善欲人見不是真善;惡恐人知便是大惡。讀書志在圣賢,為官心存君國。”“士人要先識個廉退之節。禮、儀、廉、恥,是謂四維。若寡廉鮮恥,雖能文有何用?”

  清代道光年間,休寧士子朱為弼由監察御史擢升順天府府尹,一上任就遇上了當時京畿之地遍遭蝗蟲之災,奉旨巡視賑災,他“單騎馳視”鄉間,地方官員按照慣例忙著“供張”(“供張”即歌舞宴請饋送盤纏),朱為弼見狀斥責道:“吾為蝗來,乃以我為蝗耶?”朱為弼為官秉公廉正,去世后“家無余資”,為當地官員敬仰效仿。徽州廉吏們清正廉潔品德、縝密明斷理訟審案方法,對于當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機制建設有著積極借鑒作用。

  (作者單位:安徽省黃山市中級人民法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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